1999年8月22日清晨5时33分，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在象征中国古代信息传递手段的八达岭长城烽火台，“第二届中国互联网络大赛”启动。一名希望工程受助少年按动鼠标在互联网上成功采集火种，作为时任大赛组委会主任、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我将火种传递到大赛网站。

　　在这届主题为“互联网与中国的未来”的大赛上，举行了包括“中国电子商务大赛”在内的10场赛事，评出了包括新浪、搜狐、网易和阿里巴巴在内的10大类100家优秀网站。

　　在推动中国互联网普及中，我发现了互联网“便捷性、选择性、透明性”对现代公益的价值，还发现了互联网企业用公益手段做商业的秘密。在一次与张朝阳的对话中，我说：你们拿了风险投资，却给用户提供免费的服务，在我眼里，你们就像一家公益机构。

　　互联网经济遵循信息产品共享性的规则，用公益的手段做商业，有了今天的辉煌，它已经改变了世界。现在，我和大家一样，又发现了社会企业的秘密——它遵循解决社会问题有效性与可持续性的规则，用商业的手段做公益，一定也将创造未来的奇迹，让社会变得更美好。免费的商业+收费的公益，这是一种颠覆式的社会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创新可能性。

　　今天的中国，正迎来新一轮改革创新的浪潮。

　　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协同共享的新经济时代。中国在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应用和市场开发方面，实现了后发优势；在代表工业4.0的物联网、3D打印技术、人工智能开发领域，正处于世界前沿水平。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创新也不落后，特别是在简政放权方面。据报道，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去年一年内，政府就下放和取消了160多项涉及创新创业的行政事项，几乎每两天就为小微企业松一次绑。看来，咱们中小企业身上的绳索实在太多了，而政府每两天就放下身段为中小企业松一次绑，很辛苦也很难得。

　　相比之下，中国慈善界改革创新非常落伍。在4000多家基金会中，60%还没有网站，恍若隔世；许多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还在固守体制堡垒，继续做着慈善资源垄断梦。因此，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由公益界率先发动，政、社、产、学、研跨界协同的社会创新大会，也是一个寻求中国公益变革、追赶世界社会创新潮流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既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也是一个面临诸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问题大国，社会企业是为着有效、可持续解决社会问题而生的，天降大任于斯。

　　当下，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已经到达爆发临界点。

　　综合有关研究报告，到2020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将达8万亿，是当前市场供给量4500亿的18倍；医疗健康产业规模也是8万亿(与养老有部分交叉)；民办教育，包括民办大中小学、学前教育、远程教育和各类教育培训市场规模在3万亿左右；环保产业产值将超过5万亿。还有家庭服务业、有机农业、残疾人就业市场等，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未来5年，二、三十万亿的社会投资市场规模的形成，既是基于市场需求大而有效供给严重不足的强大刺激；也是基于国家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政府需要通过鼓励创新型社会投资，实现调结构，稳增长，保证新常态健康运行。综上所述，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将出现四大发展模式与趋势。

　　一、民非+公司的双轮驱动模式

　　我国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20多万家民非，他们是潜在的社会企业。囿于民非的非营利性质，投资人无财产权、无投资回报、无融资资格、不能设立分支机构和实际上不予免税的假私济公“五不”政策，对这些领域的社会投资产生了严重抑制。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14年以来，为了推动民非转型，为社会投资开闸，10部委连续下发了10多个文件，令人目不暇接。最大突破是为“民非+公司”开方便之门。民办教育机构可以任选民非或公司体制；民非养老机构举办者可以同时以公司或私人身份，对民非进行固定资产租赁和资金借贷，“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其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并进行必要监管”(〔2015〕33号)。

　　上述领域，以民非的非营利体制寻求公益捐款投入，可能几十亿都来不了；而民非+公司，吸引投资可能以数万亿计。浙江绿康老年医院是一家专门为失能失智老人服务的机构，去年引进风险投资，实现民非+公司的转制。转制后服务规模和质量双双大幅提升，到2016年将在浙江建成绿康医院25所，未来还要上市。

　　二、政府+民间的公私合作模式

　　政府与民间合作，英文简称PPP。PPP 本质上是一种政府采购形式。去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加快简政放权，建立“惠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去年11月，国务院又发出《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据财政部估算，今年地方政府公布的PPP项目总投资约2万亿。除了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外，大量涉及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文化、农业、环境、社区服务等领域。

　　上海NPI系的“屋里厢”是一家给政府社区公共设施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是PPP模式的典范。2015年，他们在长三角地区托管政府公共服务设施面积达3万多平米，营业收入3200多万。他们正考虑引进社会投资，以民非+公司的模式把服务规模做大，以适应政府巨大的需求。全国有6923个城市街道，7万多个城市社区，农村的数量更大。单从社会服务PPP这一项来看，这是多么大的市场，多么大的商机！

　　“为成功埋单”，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改革的理性选择。

　　三、公益基金+私人资本的多元投资模式

　　欧美国家的社会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基金会、私人投资和政府补贴。

　　美国家族基金会的资金投向，以往只有资助和投资两个方向，现在已经发展为资助、贷款、社会企业投资和一般投资四个方向。斯坦福大学基金会已决定把影响力投资作为250亿美元资产投资的重要选择。

　　英国首相卡梅伦推动银行用“僵尸”账户资产6亿英镑设立的“大社会资本”，成了英国投资社会企业的重要撬动杠杆。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摩根大通银行联合发布的影响力投资报告，预测2010年到2020年，全球在住宅、水资源、医疗卫生、教育、普惠金融投资方面的金额将达到4000亿到1兆美元，利润将达到1830亿到6670亿美元。从中国的发展趋势看，上述预测是非常保守的。

　　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在开发一个投资工具，设计让基金会的投资作为社企投资的前端，确保社企的社会目标，并承担比较大的投资风险；市场风险投资在后端跟进，以此吸引更大规模的风险资本进入社会投资领域。

　　中国社会投资需求量巨大，很显然，基金会的捐款投入数量非常有限；而中国基金会和慈善会有2000亿存量资产，把慈善资产的保值增值与社会投资相结合，将形成规模可观的公益基金投资。同样，最大的投资有赖私人资本市场。

　　四、公平+效率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无论是“民非+公司的双轮驱动模式”、“政府+民间的公私合作模式”、“公益基金+私人资本的多元投资模式”，还是“互联网共享性+公益有效性的颠覆式创新模式”，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当今时代，公益与商业，非营利与营利，社会组织与商业组织，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不是那样泾渭分明，更不是水火不容了。今天我们说：互联网就是最大的公益！有谁还会骂公私不分吗？这不禁让我们回溯“义利并重”的中国商业文明传统。宋代浙东学派陈亮主张“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永嘉学派叶适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这些道理，不仅对我们做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有用，对于摒弃当今慈善文化中盛行的道德绑架、道德审判、道德自慰、惟我独尊和不重效率的不良风气，更是一针见血。

　　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渗透着社会主义理想的、主张公平+效率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当然，我们不免要追问一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能成为社会企业发展的乐土吗？

　　事实上，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规模与贡献，和印度、孟加拉、肯尼亚等贫穷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和欧美国家相比，在投资规模与创新方面，更是无法望其项背。

　　我们需要少点空谈，多点行动。正如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发生后，我看到一位参加大会的“返乡创客”在群里说：“中国这几十年盲目追求城市化！掏空农村！遗留了太多太多的社会问题！我们也没有那么多能力能全部去解决！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返乡创业！开辟新天地，给农民子女一个希望！”她全部用了“！”。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一代青年创业者的责任感、决心与勇气。他们何尝不是我们天使社会投资的对象？中国每年有1000多亿慈善捐款，有2000多亿存量慈善资金，还有更加巨大的民间资本。如果把一部分资金投入支持青年返乡创业，“让爸爸回家”，让乡村再现生机，难道不比那种隔靴搔痒的留守儿童关爱活动更有力量吗？

　　(本文系徐永光在“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所做主旨演讲，摘自2015年08月05日《中国慈善家》)